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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旁说佛教的坏话。很快，武宗对佛教的反感便与日俱增，认为佛教“耗蠹天下”，对国家和百姓都没什么益处。这一年七月，武宗终于颁发了一道诏书，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。

在有唐一代臻于极盛的中国佛教，就此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。

唐武宗一声令下，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座，民间小型寺院如招提、兰若、精舍、斋堂等四万余所；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，强迫外国游学僧侣二千余人一并还俗；没收良田数千万顷，奴婢十五万人；凡寺院所属一切财产、器物全部收归国有，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，而铜像、钟磬等物则全部熔毁，用于铸造铜钱

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武宗灭佛”，佛教史上称之为“会昌法难”。

佛教遭遇这场灾难，首先当然是出于武宗李瀍的个人意志，同时还有来自道教的竞争和排挤，但是从客观上讲，这场浩劫其实是在所难免的。因为，当时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宗教，还不如说是一个“与国争利”的超级产业。

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，整个国家的现状是内战不断，经济凋敝，同时国库空虚，百姓徭役日重，而佛教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随着均田制的破坏，各地寺院不但逐渐占据大量田产，纷纷扩充庄园，驱使奴婢，而且，数量庞大的佛教僧尼又与贵族势力相互攀结，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，此外，更有不少寺院通过高利贷活动多方牟利

如此种种，必然在经济上与国家利益产生尖锐的矛盾。所以，唐武宗断然采取“灭佛”之举，绝非一时心血来潮，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。

从“武宗灭佛”的历史事件中，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：当佛教为一种终极关怀用于世道人心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个污浊尘世中茕然独立、不可或缺的一朵莲花；可当佛教忘却自身的精神使命，与芸芸众生一起在万丈红尘中追逐物质欲望的时候，它必将异化成一颗吞噬社会健康肌体的恶性肿瘤。

换言之，当寺院建筑的规模一座比一座庞大，当大雄宝殿的香火一天比一天鼎盛，当佛教的出家人一个比一个更加忙碌也更加富有的时候，我们似乎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标志，还是它走向异化和堕落的开始

也许，这个问题并不多余。

会昌五年秋天，武宗李瀍开始变得性情暴躁、喜怒无常，其症状与当年的宪宗皇帝一模一样，可他依然坚持每天服食丹药。

进入冬天，武宗身上的许多器官都出了毛病，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，不用担心，这是换骨。

是的，换骨。为了长生不老，为了得道成仙，就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。

李瀍相信，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，所以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，而是咬紧牙关，继续吃药。

武宗向宰相和百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。李德裕等人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，而且荒疏了朝政，至于天子的身体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，他们根本一无所知。

直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正月三日，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，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

李德裕立刻要求入宫晋见天子，但却遭到了拒绝。

拒绝他的人不是天子，而是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。李德裕并不知道，此时的天子李瀍已经卧床不起，甚至不能说话了。

每当这种时刻，帝国的命运就会再次落入宦官的手中。

现任左军中尉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紧急磋商之后，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。

在此期间，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。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，但是无计可施。

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，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“天子”诏书：因皇子年幼，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；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，改名李忱，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。

很显然，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。

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

诏书发布的当天，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。三天后，亦即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，唐武宗李炎患病期间改名驾崩，享年三十三岁。

三月二十六日，李忱即位，是为唐宣宗。

登基的这一年，李忱已经三十七岁。自代宗李豫之后，帝国已经将近一百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。

尽管李忱的登基让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，但对于大多数臣民来说，有一个年长的天子总算是一件幸事。因为，年长就意味着阅历和经验，意味着理智和成熟，意味着不会像穆、敬二宗那样把国事当儿戏，也不会像文宗那么孱弱和意志不坚。

然而，对于李德裕来讲，新君李忱的突然即位显然不是一件好事。

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，当李德裕与天子的目光偶然碰撞的时候，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天子事后对左右说：“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到我，都让我汗毛直竖。”

资治通鉴卷二四八：“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，使我毛发洒淅。”

天子的感觉是汗毛直竖，而李德裕的感觉则是如遭电击。

因为，他看到了这位中年天子的心机和城府，更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。

四月初一，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。

四月初二，李德裕就被罢去了相职，外放为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。

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，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，但他断然没有料到，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。

不独李德裕自己感到意外，满朝文武也无不惊骇。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可执政的第二天就把一个位高权重、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扫地出门，这种雷霆手段实在是不多见。

随着李德裕的迅速垮台，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开始了。

当年八月，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，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在一天之间全部内调。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司马牛僧孺调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长史，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的李宗闵调任郴州今属湖南司马，潮州今属广东刺史杨嗣复调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，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刺史李珏调任郴州刺史，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崔珙调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市长史。

终于熬到头了。

这几个仕途多蹇的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，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。

可是，李宗闵还没来得及踏上马车，便抱憾而终，病死在了贬所。就像李德裕所希望的那样，他的灵魂，从此只能在天涯海角漂泊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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