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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日的金陵清晨，总带着一种潮湿却不粘腻的水汽。对叶语闲而言，这样的天气实在不讨喜：冷，又冷得不透彻，穿多了觉得闷，穿少了却又总觉得寒意渗骨，仿佛总有点什么不对劲地缠绕在皮肤上。
叶语闲的封地位于城外一隅，四周静谧清幽，与金陵城内晨起的熙熙攘攘隔绝开来。没有街市商贩的喧闹，也听不到书塾孩童的朗读声。对他而言，这一片沉静倒也合适——因为他更多要处理的，是作为“殿阁大学士”这一层身份下的事：治安稳定、两税合规，政令推行，乃至一些未来方向的探索。
这些目标尽管有一套量化的标准，但“治理”这两个字，终归还是落在“因地制宜”与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”之上。叶语闲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向来不太相信单一模板的行政术。
对农业方面，他曾设想引入类似杂交水稻的种植体系，知道这类举措成效缓慢，但积年累月之后却能撬动根基。
而在商税制度上，叶语闲从未简单模仿后世所推崇的自由市场理论。他深知自己身处的，并非一个资本成熟的社会，而是仍以小农为根基的明中期结构。贸然引入低税流通、宽放贸易的政策，在当前基础薄弱的制度之上，只会让投机资本迅速横行，扰乱物价体系，破坏地方秩序。自由贸易的本质是以流通效率为核心，但当生产与监管体系尚不具备支撑速度的能力时，“自由”只会演变成“混乱”。
因此，他对内执行较高的商税，以约束本地商贾对生活必需品的囤积与炒作，从制度上限制无序流通；对外则采取激励政策，实施减税、运费补贴，甚至暗中扶持有出海意愿的商团。他需要构建一个方向明确、资金回流的外贸框架，将外部世界的银钱引导进金陵本地，以完成原始资本的内部积累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叶语闲的政策与后世重商主义初期极为相似，甚至走得更早。
与此同时，他并未满足于靠税率调控达成目标。在推动贸易的过程中，他有意识地尝试引入技术手段，改善基础运输效率。从船体改良、动力试验到仓储制度的再设计，叶语闲将“科技改善商业”的理念贯穿始终。最典型的是他对水陆并行运输的布局——鼓励使用改造过的蒸汽动力船，试图在长江水系建立一套初具雏形的内河货运体系；在陆路，则推动节点商号之间设立封闭式中转仓，通过分段运输缓解道路通行的低效困局。
这些安排并不依赖于单一政策的推行，而是围绕一个目标：以技术为基础，扶植具有产业链意识的商业网络，让商税制度与运力结构共同演进，形成一种可持续运作的区域经济循环。
这不是纯粹的改革，也不是照搬未来的答案，而是他在大明这片半熟的土壤上，用尽所能培植出的一种“被压缩的进步逻辑”。在他设想中，只有等到运输足够高效、资源足够集中、本地市场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，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开放——而非被投机者一夜撕碎的泡沫繁荣。
当然，这些都是长远之策，不是今早的事。
此时的叶语闲更关心的是如何理清自家麻烦事。他心中已有决断，准备今早便派人前去递帖，约见九黎族的族长。只是那边能不能立刻回应，还得看运气。所以这一天的时间，大半要留来处理这些日子离开金陵时遗落下的事务，同时，也要把这趟成都之行带回来的东西理个清楚。
正想着，他扭头一看，小雪早就坐在屋内窗边，抱着一本账本翻看。那只黑猫砚台台趴在桌沿打盹，耳朵时不时动一下。
叶语闲轻哼了一声，伸了个懒腰，慢悠悠地起身：“别催我……昨晚才回来。”
他走到书案前坐下，随手掀开压在砚台下的那叠纸，露出一份县里送来的月度政务汇报，旁边还夹着税务处送来的账册副本。那些银两进出、物资分配、徭役轮调的条目密密麻麻地铺了整页，连字体都显得有些局促。叶语闲扫了几眼，心里大致有了数，便又合上纸页，捏起茶盏抿了一口。
茶已发凉，带着一丝涩意。他放下杯子，轻轻吐了口气。视线扫过屋内熟悉的陈设，他忽然皱了下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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